为探讨大学生手机依赖、自尊和心理和谐的关系,文章采用大学生手机依赖量表、整体自尊量表和大学生心理和谐量表对442 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发现: (1)大学生手机依赖与心理和谐和自尊均显著负相关,心理和谐与自尊显著正相关;(2)高自尊组大学生心理和谐水平均显著高于低自尊组,高手机依赖组大学生心理和谐水平均显著低于低手机依赖组;(3)大学生手机依赖和自尊可以显著预测心理和谐;(4)自尊在手机依赖与心理和谐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指标拟合较好。因此,手机依赖通过自尊间接影响心理和谐,进而影响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可以通过改善大学生的自尊水平来提高手机依赖者的心理和谐及心理健康水平。

在漫长的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每一次的技术变革都意味着社会治理领域的结构性转型。伴随网络社会的兴起,民间“草根力量”以前所未有的参与热情活跃于公共话语领域,成为社会治理格局的新生力量。与此同时,也加剧了与政府权威主体间的话语权竞争,继而引发政府公权力的信任危机。政府如何跳出网络社会公信力的“塔西佗”陷阱,法律的权威地位不可动摇。同时,政府必须放下权力身架,主动融入公众话语流,构建与公众的沟通、交流平台,由“老大哥”式的全能主导走向平等、协商的“合作共治”才是治理之道。

中国社会的急剧转型,城镇化进程加速,产生了一个特殊的农民工群体。随之出现数百万留守儿童。调查发现,85%以上的留守儿童是由祖父母隔代监护和亲友临时监管,而年迈体弱、文化素质较低的祖辈监护人难以满足孩子的学习辅导和生活监护的需要。加上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沟通不畅,家庭和学校监护不力,导致相当数量的留守儿童产生厌学、逃学、辍学等现象。作者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出发,从留守儿童本身,留守儿童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入手,提出三种切实可行的介入应对措施,即社会工作急需介入留守儿童的个案咨询和辅导、介入留守儿童互助支持小组活动、介入留守儿童家庭的亲子沟通。

使用901个城市家庭的样本讨论家庭收入和未成年子女数量对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发现未成年子女数量与子女人均家庭教育投资水平负相关;家庭主事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子女教育投资越大。家庭年收入水平在本研究中未对家庭教育投资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国家对高校的投入力度不断增加,高校经费得到了急剧增长。与此同时,高校也成为腐败多发易发的重点领域,一些腐败案例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文章基于对高校腐败现状的研究,分析高校腐败的特点和变化趋势,进而提出高校腐败预防机制,为高校反腐倡廉建设的创新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互联网+”背景下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是基于“互联网+”平台技术和资源整合的一种创新型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嵌入“互联网+”的公共服务是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建设的最新视角之一。研究基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对“互联网+”内在需求的解读,提出建立“互联网+社区服务”统一规范、完善城市社区网络基础设施、培养互联网专业技能人才、关注社区居民人本位需求等优化路径,促进 “互联网+”与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的深度融合和空间拓展。

灾害社会工作组织困境主要表现为从非持续性向持续性、从职业质疑向社会认同、从非专业性向专业性、从社会主流观向原住民在地观转变等问题,灾害社会工作服务困境则有从边做边学向专业培训、从非均衡性向均衡性、从恢复重建向发展预防、从受灾群体向弱势群体转变等问题,而灾害社会工作制度困境主要包括从制度排斥向制度接纳、从平稳机制缺乏向民非企业建构、从监督缺乏向服务评估、从社会救助向公平政策转变等问题。灾害社会工作发展需要考虑是以嵌入发展还是自主发展优先、经济增长还是永续社区优先、外在嵌入还是在地深耕优先等问题,在此基础上逐步走向“政府让渡空间、专业自主发展”的健康发展轨道,同时推动社区重建迈向“永续社区”发展。社会工作介入灾害服务成功标志是外地社工撤离后介入效果仍然能够长期持续,当地居民能自主推进社区有序发展。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中发挥着职能补位、组织载体、竞争互动的作用。但目前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组织数量较少、组织质量不高、组织参与不足等问题,文章从政府、组织和社会层面分析了产生的原因,认为迫切需要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尊重农民主体地位、推进组织建设、完善激励机制等路径来提升社会组织参与水平,实现政府与基层社会力量互联、互补、互动,形成整个社会合力攻坚、齐心并进的良好态势。

环境与旅游有着紧密的关系,旅游业受资源和环境的限制,雾霾也必然对旅游业带来很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旅游资源、旅游设施、旅游安全等方面。旅游的发展是基于人类的旅游经济活动之上的,雾霾的出现限制了人类的活动。文章通过SPSS软件对调查数据做回归性分析,发现雾霾对游客的安全健康、出游意愿和目的地的选择等三大出游行为决策因素有很大影响。根据当前的旅游发展状况,提出倡导绿色旅游、低碳旅游转型升级等应对雾霾之策。

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了现在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揭示了现在我国住房公积金管理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地方政府的多目标影响了代理人职能的行使,管理中心的运行没有明确的目标导向、激励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的民主性、合理性、权威性受到质疑,多方监管机构参与可能导致监督中的责权不明、效率低下,对代理银行的业务代理缺乏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应重新构建住房公积金委托代理关系的架构:将公积金管理委员会的决策权划归管理中心,以缩短委托代理关系;建立垂直管理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机构体系;健全缴存人与公积金管理中心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健全政府和监督机构之间有效的委托代理机制;健全公积金管理中心和代理银行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友善是个体层面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更是人的根本存在方式。友善价值观不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构有重要价值,对于作为和谐社会建设之栋梁的大学生也具有重要意义。友善观是大学生成人的重要维度,友善观的培育可激发潜能,促进自我实现,引导其形成美好人际交往的情感,更可塑造大学生作为公民良好道德及政治素质深层基础的友善德性。

网络主体道德观念异化加剧其道德理性丧失,致其网络行为演变为外在的异己化力量。网络制度法规亟需顶层规制设计,开展立、改、废、释等工作,加强和规范网络传播秩序、传播内容及传播行为等方面的立法,整治网络虚假新闻,打击网络谣言,清理网络色情低俗信息等。政府权威部门在借鉴国外网络道德行为规范、准则,结合我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思想资源和道德因素,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网络道德规范之同时,也应推进网络道德规范的制度化建设,将其上升为具有强制性和执行力的网络法律法规,强化网络场域的道德教育。综合运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手段,提升现有网络安全水平和网络防护能力,引领网络主体访问范围,加强网络服务器管理,强化网络信息检疫、筛选和过滤力度,加强网络防护技术的研究开发,依法推广网络防护技术的应用普及,最大限度地隔离和消除有害信息,完善网络平台的管理机制,营造和谐的网络化生存环境。

现代科技的辐射性与渗透性影响着我国从立法、司法到执法的整个法制体系。契合诉讼理念与信息时代民事司法变革之需,民事诉讼法确立了包括电子邮件送达在内的电子送达制度。该制度体现了“权利本位”的民事诉讼理念,折射出送达制度保障诉讼行为有效性的价值功能。但目前该制度的运作并无明晰的刚性规范指引,而且电子邮件的递送率尚不能达到无漏洞送达的程度。需要以法律规范之优化弥补技术规则之不足。电子邮件送达原则上应经受送达人书面同意;由书记员与技术人员共同完成文书送达;需引入即时回复即时送达制度、阻碍送达的法律责任制度;法院对是否采取电子邮件送达享有相对决定权、应履行适度审查与风险告知等义务。

政治系统论和政治生态论的提出改变了传统政治学理论研究的范式。当代中国学术界对生态与政治之间关系的理论研究,大致经历了生态政治论、生态马克思主义、政治生态论、廉政生态论这样四个研究发展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学界对于政治生态的研究内容更加注重于探索以正风反腐为特征的政治生态重构问题;政治生态和廉政生态研究方法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和生态学基本原理和方法,同时综合运用系统论和控制论研究方法、结构—功能研究方法和比较研究方法。国内政治生态研究在借鉴西方政治生态理论研究经验和方法的基础上,力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实践相结合,表现出三个研究特色:拓宽了国内政治学研究视角,改变了中国传统政治学思维模式;唤醒了人们对政治生态污染的关注,探索政治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生态联动;深化了反腐败领域的政治学研究,为当前党风廉政建设提供理论借鉴。当代中国重构政治生态应注重吸纳政治生态学中系统思维智慧和理论原理;在重构政治生态的实践中,要处理好政治系统内部生态与政治系统外部生态的协调平衡;要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抓手正党风,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以清正党风带政风,建设廉洁政府,净化国家机关政治生态;以清正党风政风促民风,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

资产证券化具有巧妙的风险管理机制和降低融资成本的金融功能,供应链金融具有独特的资产风险控制机制。针对我国中小企业基础资产普遍低于可证券化标准的现状,提出在供应链环境下,借鉴供应链金融的风险控制原理,对基础资产实施强监管模式来建立资产池,尝试实现一种中小企业资产证券化的创新模式。

中国高校学生管理引入社会工作模式的研究起步比西方晚,相关的理论研究在2000年以后逐步拓展。但对于这个领域的研究,却还比较零星,对于现有文献的梳理更是不足。针对现有学校社会工作的相关研究,从高校管理传统模式的弊端、社会工作模式与高校学生管理的契合、社会工作模式的角色定位及其运用模式等方面进行归纳、评述,不难发现学术界对高校社会工作的研究对象并不十分明确,相关研究只注重解决问题而忽略了预防问题,对高校学生管理引入社会工作模式的研究尚停留在理论层面,实证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利用发生于1990～2012年间的849个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案件信息,分析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的主要特征和演变规律。结果显示,2000年以前,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的规模较小;2000年以后腐败规模开始扩大;2006年我国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出现新一轮腐败高潮。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腐败活动内容的研究表明,“涉地”项目和“三农”项目中的腐败活动较为严重;我国农村改革各阶段不同的制度安排客观上为农村基层组织人员从事腐败活动提供了不同的物质基础,腐败内容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此外,农村基层组织人员集体腐败突出,且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增多、加深趋势。

随着哲学研究从主体性转向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也开始以主体间性理论为着陆点。网络分解了传统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同时也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互动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空间,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迈入了新阶段。在网络社会中,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间关系由网络人机关系、网络人际关系、网络自我关系构成。当然,目前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间性在网络空间的实现还不够充分,需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努力提升自身的主体素养,也需要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网络氛围。

文章基于2012年G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统计数据,利用Multinomial Logistic方法统计分析影响流动人口城市融合意愿的主要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家庭月总收入、在流入地居住时间对流动人口留城定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自我雇佣者、在本地生活感觉幸福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定居城市;城市归属感在流动人口城市定居决策中也产生积极的影响。相反地,过去一年给老家寄钱数目却对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消极的影响。而性别、户口性质、婚姻状况、社会交往对象、是否跨省流动、是否与家庭成员同住等因素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

循证实践是社会工作领域将研究者的研究证据、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技能、案主的独特性三者有效整合起来的一种实践模式。它植根于社会工作初创时期对有效性的强调,肇始于循证医学,于1999年正式形成,是社会科学实践领域的“循证实践运动”的一部分。循证实践增强了社会工作的科学性,得到政府与社会大众的认可,改变了基于常识、缺乏有效监管的传统实践方式,但也存在着过于强调研究证据、导致实践艺术的技术化、可能潜在地伤害案主等问题。

道德伪善是个体并非出自真实的行善动机而又害怕付出“代价”的一种行为倾向,也是现代道德心理学中重要的研究领域。道德伪善理论包括:精神分析理论、价值定向理论、社会学习理论、认知失调理论以及双加工理论。影响道德伪善的因素有:个体因素、情境因素和社会文化特征。道德伪善的研究有助于人们对道德的“双重标准”、知行脱离的行为进行反思。未来需要从各个方面对道德伪善进行研究,特别是本土化和跨文化的研究。文章对道德伪善的相关知识进行了总结梳理,以期为未来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的暴恐犯罪呈现出复杂化、系统化的新特点:暴恐管理的整体协调性明显增强;暴恐袭击技能渐次提升的有序体系初步形成;暴恐组织本身的目的层次及其外在表现形式日趋复杂多样。暴恐犯罪系统化的新特点决定应对的新策略,即以系统化思维建构严密的“防、打暴恐犯罪立体网”:让人“不愿暴恐”——根除暴恐犯罪的思想根源;让人“不能暴恐”——扼杀暴恐犯罪于萌芽状态;让人“不敢暴恐”——以铁血手段严惩暴恐犯罪。

基于理性行为理论(TRA)和期望确认模型(ECM)，探讨以情感因素为核心作用的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影响机制，选取与情感因素有关的变量构建了公务员廉政教育参与意愿的研究模型。依据所搜集到的292名公务员问卷，采用AMOS分析软件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和假设验证。结果显示:公务员廉政教育的参与意愿受教育信念、教育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三个变量的共同影响;教育满意度受感知有用性和教育信念的双重影响，其中感知有用性的作用更加明显;教育满意度在教育信念与参与意愿之间具有部分中介效应。

长期潜在蔓延却“隐”而不发的高校性骚扰独具特色,危害深远,是为一类特殊的性骚扰,其中女研究生又是遭受性骚扰的重灾区。文章尝试提炼归纳高校性骚扰典型特征,并以129名女研究生为调查对象,揭露现状的冰山一角。高校性骚扰的空间主要始于女生性生理成熟与性骚扰认知滞后的反差、师生关系伦理与师生关系现实之间的反差,以及高校反性骚扰机制缺失与学术性别角色溢出效应盛行的矛盾。防范高校性骚扰的机遇源自现阶段依法治校的推进与校园性骚扰日益增长,以及媒介关注于高校的巨大舆论、道义和政治压力。要有效防止高校性骚扰不仅在于单一师德建设路径,更在于建立健全明界定、忌窄化、严处置、零容忍的反性骚扰机制,让女生的尊严、智识与福祉得到应有尊重。

新诗的出现和歌谣运动的发起都是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新诗吸收了歌谣在语言、节奏方面的优点,从而使其走向现代化、中国化、本土化。歌谣在发生源泉、创作者以及形式方面向诗歌靠近,借助诗的影响提高其在学界的地位,从而奠定歌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新诗歌谣化,完成了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统一,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歌谣诗化研究,完成歌谣身份的转化,为歌谣成为现代学科奠定基础。新诗与歌谣的相互影响,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根据我国宪法规定,休息权的权利主体是劳动者。但劳动者的外延小于公民。休息权是每个人都应享有的一项自然权利和应然权利。《世界宪法全书》中共有30部宪法将休息权确认为宪法权利,相关规定可以分为公民模式、劳动者模式和复合模式,其中公民模式和复合模式优于劳动者模式。《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将休息权主要规定为劳动者的权利,而《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儿童享有休息权。建议我国在修改宪法时,休息权的权利主体的规定采取“公民+劳动者+儿童”的复合模式。

以大学生创业者为研究对象,通过对196个有效样本的跟踪调查和访谈,实证分析了创业动机与创业绩效的关系。创业动机被区分为生存驱动型、机会驱动型和成就驱动型三种,创业绩效则被分为生存绩效和成功绩效两类。研究结果表明,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产生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创业动机对创业绩效产生不同影响。成就驱动型创业更加容易取得创业成功,机会驱动型创业更容易导致失败,而生存驱动型创业与创业成功和失败均没有显著关系。

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思想元素对期权腐败的产生具有直接或间接的诱掖作用,其中当官发财、违规逾矩、感恩图报等是期权腐败产生、对贪腐行为容忍乃至放纵的思想根源和犯罪掩护。防止期权腐败不仅要完善法律法规,强化监督制约,加大惩治力度,还要努力消除传统文化中助长其滋生和蔓延的社会土壤。

随着大学生村官政策的持续推进,学者们围绕大学生村官政策的产生、村官角色定位、生活、工作存在的问题、选聘培养机制、工作机制、绩效管理机制、职业发展等方面产出大量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决策层、执行层、村官群体乃至在校大学生起到了积极的借鉴和参考价值。在梳理现有成果的基础上,文章针对存在的现实问题,提出进一步完善大学生村官政策的相关建议:有必要针对不同区域、不同条件下的大学生村官问题开展实证研究;将女大学生村官突出问题单独剥离出来开展深入研究;针对报考动因复杂多样、村官身份暧昧、社保缺失、乡镇政府过度抽调、薪酬低、职业满意度低、职业发展瓶颈多等突出问题开展研究;有条件的高校宜开设农村管理服务相关专业,培养农村工作实用人才,等等。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承担着传播学术思想职责的学术期刊也在不断壮大,在传承文明、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学术期刊质量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加强质量控制已成为学术期刊所面临的重要问题。文章认为学术期刊质量控制主要包括政治质量控制、学术质量控制、编校质量控制、出版与发行质量控制、质量信息反馈控制等构成要素。而树立正确的办刊理念,强化学术期刊的导向意识,创新学术期刊管理机制,加强编辑队伍建设,合理运用CNKI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以及构建编辑部信息管理系统将是实现学术期刊质量控制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