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蒙启宙，男，中国建设银行高级经济师，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理事，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发表《近代金融广告中的岭南文化》《对广州从省城到城市变迁的金融解读》《广东“双毫”与近代广州生活》《民国时期广州银行业风险控制的三道防线》《侨批业:一条由亲情串起来的海上金融丝绸之路》等系列论文数十篇。
“广州为南中国之重要口岸，商人对于国外贸易从事最早”。在国外贸易的推动下，广州成为中国最早有侨汇业记载的城市之一，广府人全球移民的特征使广州成为中国唯一既可“用批信方法汇款”，也可“用仄纸方法汇款”的城市。广府地区的“侨汇活动皆以广州作中心”，“华南侨汇多由广州转汇”。与南洋“批馆大致是钱庄的一部分”相似，广州的批信局大都采取银号的经营管理模式。广州银号主要集中在荔湾区。荔湾区是近代广州的“金融中心点”。康熙十四年（1675）前后，广州银业公所设市于荔湾区珠玑路连珠里“忠信堂”内，以后一直是“广州唯一的金银贸易市场。与香港金银业贸易场相类似”，“交易繁多时挤拥不堪，其叫嚣之声不亚于纽约、伦敦及巴黎的交易所”。“广州市买卖仄纸的业务集中于十三行一带”。广州侨批局旧址文物保护单位是荔湾区和平路的永昌叻庄银号。
华侨银信在广府地区和闽南地区称为“银信”，在潮、梅、汕地区称为“侨批”。“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政府规定，批信局一律改称‘侨批局’”。1949年12月初，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同时颁布的《五项重要管理办法》，第一次将“侨批”和“侨批业”写入地方法律法规，使广州成为第一个为“侨批”和“侨批局”定名的城市。2013年，中国侨批（银信）档案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在“侨批”视野下研究广州荔湾银号具有独特的文化价值。
一、广州侨批业的历史溯源
“广州为华南重镇，以与外洋通商最早之故，人民之移出海外为数极众”。越南华侨“分为五大帮，即广州帮、客家帮、福建帮、潮州帮、琼州帮。其中以广州帮势力最大”。菲律宾华侨中“广东籍约占百分之二十，以中山及番禺县人为最多”。美国华侨“以广州附近为多。分为三邑（南海、番禺、顺德），四邑（新会、新宁、恩平、开平）等”帮派。“檀香山华侨皆广东人，而广州人尤多。多经营商业”，“而服务于欧美银行公司中者亦多”。欧美银行公司先进的经营理念很早就传入广州，使广州侨汇业兼备了中西方金融的双重特征。
（一）史乘记载最早的批信局
侨汇业形成的时间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民国学者研究认为，美洲侨汇业“证诸史册约滥觞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而南洋“批信局是由民信局代带钱银汇兑方面蜕变出来，约在十九世纪末年分立。据史乘记载，在一八八二年已有批信局存在”。因此，侨汇业通常被认为最迟于19世纪60年代便形成。
“广州为我国南部最大的都会，与南洋文化沟通最早”，南洋华侨汇业的发展变化对广州侨汇业的影响颇大。与南洋“批馆大致是钱庄的一部分”相似，广州的批信局大都采取银号的经营管理模式。广州银号也叫银业、钱业或银钱业等，是广州本土的金融商号，其经济实力“稳居广州七十二行之首”。广州银业最迟可溯源至明末清初，“忠信堂”出现时便形成了。但经营华侨银信业务的历史记载则在鸦片战争爆发后。
1849年前后，在广州经营生烟丝出口业务的朱广兰熟烟庄在南洋也开设了同名的烟庄，并从1869年开始兼营华侨银信业务。朱广兰熟烟庄凭借其熟烟丝的质优价廉将侨汇业务从南洋拓展到美洲，直到抗日战争期间，“旅美侨农”“仍用老式之竹烟简吸朱广兰熟烟，或廖芸生生切（广东土制便宜烟丝）”。一些四邑籍美洲华侨回国时将整箱朱广兰熟烟带返侨乡，台山三益碉楼至今仍然收藏着一个民国时期华侨从美国旧金山带返的写有“广兰名烟”字样的大木箱。美洲华侨以四邑籍人士为多数，在“朱广兰熟烟”的影响下，四邑地区经营侨汇业务的银号钱庄等大多与烟土私运有关。“江门镇为四邑交通之咽喉，故四邑金融多数集中该处”。但江门“银业资本极少，除铺底外所余资本不过一二千元”，其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烟土生意。从某种意义上说，江门的银业“实藉此为私运烟土机关”。由此可见，广州的烟土出口贸易在华侨汇业的形成与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与烟土出口贸易相似，广州的纱绸出口贸易同样影响着华侨汇业发展。“粤省出口货以茧丝为大宗，向藉银号信用放款以扩展营业”。1889年，在广州经营纱绸出口的“岑兴记”银号开始兼营安南（今越南）银信业务，同一时期在广州专营美洲银信业务的有“汇安庄”等银号。
1875年，鸿雁寄在广州荣阳大街83号开业后，以香港的鸿雁寄、良记、顺栈和同利炳，澳门的祥发等为支局经营华侨银信业务。同年在广州开张营业的还有逢生隆等5家信局。1878年，玲记在广州荣阳大街87号开业后，以香港的同利炳、简讵记、元益，汕头的森昌盛为支局经营华侨银信业务。1879年，朋信在广州德兴街15号开业后，以香港的陈锦记、恒发为支局经营华侨银信业务。1880年，祥利合记在兴隆南路48号开业后，以香港的顺利、恒发为支局经营华侨银信业务。1883年，荣记在广州一德路253号开业后，以香港的同利炳、简讵记为支局经营华侨银信业务。1886年，友信在广州荣阳大街47号开业后，以香港的陈锦记为支局经营华侨银信业务。1887年，福昌在广州同文路32号开业后，以香港的鸿雁寄为支局经营华侨银信业务。
荣阳大街、德兴街、兴隆南路是荔湾西关著名的老街，位于西堤二马路附近，是广州十三行街区的一部分，广州沦陷时被日军焚毁而成为灾区。抗战胜利后，“广州银行公会拟在西堤二马路灾区（今广州文化公园）建设银行区。号召全市银行集中该区建筑（银行大楼）以资繁荣市容”。可见，由荣阳大街等组成的街区所具有的金融属性是相当深厚的。
图1 兴隆路等在地图上的标注
因此，光绪年间荔湾银号已与香港、澳门、汕头等地批信局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侨汇经营网络，经营范围包括香港、新加坡、槟榔屿、马来亚以及芙蓉（马来西亚南部城市）等地。荔湾银号的经营状况良好，大多能经营至民国中后期。1928年，鸿雁寄、玲记、朋信等7家批信局所办理的南洋银信为22.6万件。
同一时期的南洋批信局接驳广府银信业务也趋于完善。1887年10月14日，新加坡文兴信局在新加坡《叻报》上刊登《创设广惠肇文兴信局告白》中称，文兴信局“寓于文行堂药店，专代汇寄唐山广、惠、肇等处书信、银两”，“代收诸君银信自叻（新加坡）到香港”，“代收诸君寄往四乡或外府县之银信”。在传递时间上，“代收诸君银信到香港交者，则限二十天”，“如到省（广州）则限二十五日。其中或有加快亦属未定”。
由于广州批信局在经营南洋银信业务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批信局成为南洋与汕头、海口、广州、厦门、福州、香港间特殊的侨汇机构”。
图2 新加坡孔明斋汇兑信局广告（局部）
广州批信局经营美洲银信业务的历史同样悠久。19世纪60年代，美国旧金山有永用、合和、广州、勇和、三邑及恩和等六家会馆, 会馆名称“分别代表当时广东省的六个县份”。美国卡拉宽尼亚埠设有番（禺）顺（德）会馆。美洲华侨会馆专门办理招募华工、华侨登记、仲裁纠纷以及代华侨寄递信件、转送款项等事宜，同时兼营对中国的进出口业务。会员人数从数百人至数 不等，每家会馆与美国各大轮船公司及中国各口岸皆有联络，在香港或广州设有联号，在中山四邑等地设有代理处，并有专人往来于旧金山与中国各口岸之间，将华侨的信款带返国内。
十九世纪初，一名从广州出发经珠江口到达美国旧金山的华侨回忆道：“余家无担石，非外出谋生，必难生存。盖饿死家园，无宁出外求生”。“因村有（水）客复美国”，“结婚未及旬月，便（随水客）来美洲”。1861年，一个叫“刘亚女”的人被美洲水客以三两银从广州卖到美国旧金山，根据卖身契约定，“到了金山，有银即交与邓友懋亲收”。因此，广州水客的商业运作最迟于19世纪中期已相当成熟。
（二）中国最早的“客邮”
1834年，英国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开办了中国最早的客邮：英国邮局。“英国邮局”有邮戳可查的时间是1864-1922年，共58年。这58年也是中国海外移民的高峰期、华侨银信数量的激增期。
1876年，马来亚当局在新加坡、槟城和马六甲三地开设邮局办理华侨银信业务。“华侨凡寄赴国内之信件银款必经上述各邮局寄发之。其手续程序为由此邮局将所汇集之信项寄往厦门汕头，分投至内地各侨眷，并收集回文交与发邮地各侨界”。1887年，马来亚当局将邮局的收汇范围扩展至广州，从此广州便成为接驳南洋银信一个非常重要的邮政驿站。1889年，南洋各埠由马来亚邮局寄往粤闽两省的118万封银信，主要是通过厦门、汕头和广州等口岸汇入内地。1897年，大清邮政在广州开设支局，管辖广州府、惠州府、阳江府、高州府、雷州府、肇庆府等地的邮政业务。大量的南洋和美洲银信通过广州邮路寄返粤省各侨乡。1910年2月，印尼华侨林雨春在寄往“中国广东省城百岁坊番禺县右堂署——岳父李友轩”的信中写道：“岳母不必介（挂）虑，稍待一二年自当束装返里也，漂泊外洋非我本意所愿，（无）奈境遇所限，不能早日如愿以言旋也。”1931年11月，广州支局改称为广东省邮政管理局。
广州是外国银行进入中国最早的城市。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丽如银行在广州设立分行，是外商银行进入中国的滥觞。广州丽如银行主要从事国际汇兑业务，为英国、印度和中国之间的国际贸易提供金融服务。外国银行买办制度很早就在广州推行。1921年，总行设在德国柏林的德华银行在广州聘请代理人，“专理买卖汇驳存储德币马克，无论电汇或邮汇往德京柏林或洛他担（荷兰）均随客便”。
广州是最早使用外国银行汇票进行国际贸易的城市。“道光七年（1827），美国与中国的鸦片贸易已采用银行汇票，其法即由美国开出伦敦汇票，携到广东出售。而由鸦片商购入后携至加尔各答等地转售，往伦敦取款”。1919年，总行设在纽约的美国友华银行广州分行“与美国六家著名银行联合”，“专图远东与美国商务之发展”，除办理一切银行业务外，还从事“进出口押汇放款，收买中外汇票及电汇各埠”等业务。所谓的押汇是指“凡货物寄付外埠。商人当发货时，由卖主按其货物之价值发出逆汇票，连同提单保险单，以其货物作抵押，请求银行将该汇票贴现”。因此，清朝和民国初年，在广州使用外国银行汇票进行国际贸易已相当成熟。
银行汇票俗称仄纸，是晚期美洲华侨银信的主要形式，在华侨汇业的发展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自新式银行的仄纸汇款法被侨民普遍利用以来”，美洲批信局与南洋批信局开始分道扬镳，“美洲方面以银行票汇为最通用，南洋方面以民信局汇款为多”。华侨银信也被分为“仄纸与批信两种主要类别”。广府人全球移民的特征使广州成为中国唯一既可“用批信方法汇款”，也可“用仄纸方法汇款”的城市。
中国保险业发源于广州。嘉庆六年（1801），英国商人在广州成立临时保险协会，合伙经营外轮公司和洋商在对外贸易过程中的海上保险业务，是中国第一家外商保险公司。道光十五年（1835），于仁洋面保安行在广州营业，成为中国最早的中外合资保险公司。早期的保险公司大多兼营华侨银信业务。光绪三十年(1904)元月，香港同益延寿火烛燕梳按揭汇兑积聚有限公司“专保省城（广州）”等埠的火险业务，“兼办小吕宋、新加坡以及省港澳汇兑银两”。
（三）首个为“侨批”定名的城市
银信是海外华人华侨给国内侨眷汇钱和寄递家信的综合体，具有“银”和“信”两大经济特征、“接济”与“沟通”两大社会功能。这种银信合一的特殊汇款方式在历史上有多种称谓，以华侨银信业务为经营对象的行业“名称（也）颇不一致”。在广府地区、闽南地区通常以“银信”和“银信局”称之，在潮梅汕地区通常以“侨批”和“侨批局”称之。官方第一次对华侨汇业进行定名的是“1934年底邮政局取消国内民信局，把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批者定名为‘批信局’”。
图3 新加坡扬协成酱油厂广告（局部）
图4 源通号广告（局部）
因此，“信局的名称从批馆、批局、汇兑信局逐渐改为民信局，至抗战胜利后改称为银信局，解放后又改称为‘侨汇业’、‘侨汇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而非某种地方方言所能涵括的。1949年12月，广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委员会同时颁布的《五项重要管理办法》，首次在地方法律法规中出现了“侨批”、“侨批业”和“侨批信局”等称谓和业务界定。之后，“侨批”和“侨批局”逐步成为官方认可的正式称谓。中国侨批业也从“地下”走向公开，成为一门国家认可的正当行业。
由此可见，广州侨批业的史载时间（1869）比福建的晋江（1871），广东的汕头（1875）以及海南的海口（1882）还早。广州是外国邮局、银行和保险公司等机构经营侨汇业务较早的城市，也是首个为“侨批”和“侨批业”定名的城市。
二、广州侨批局的经营基础
完善的国际贸易体系，成熟的区域金融中心以及与海外侨汇中心有密切的业务联系，是广州侨批局的经营基础。荔湾银号是广州侨批局的主体。
（一）千年商都的国际贸易基础
“海运初通，外船大都集中于广州和厦门”，近代“广州与上海、天津同为中国三大通商口岸”。“连接港澳接近南洋”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广州“不特为对外贸易之吞吐口，亦是华侨之汇合地，在经济上具有特殊情形者”，在政治上也具有明显优势。清政府和民国政府都将广州作为侨务管理的主要城市。“咸丰九年(1859)，清政府曾在广州、天津、厦门、宁波等处设立出洋问讯局”。1924年，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设立了第一个侨务局。同年5月省城（广州）发生疫症，广东省交涉员公署根据驻广州法领事馆的通知，要求“华人领取护照前往法属越南地方者，须先赴广州法国医生处检验身体、发证，方能来署领照”。广东省交涉员公署被裁撤后，“所有潮梅出洋华侨护照”“改由广州发给”。
广州侨批业源于国际贸易，其发展必然受到世界经济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华侨主要侨居的南洋和美洲均处于战争范围之外，各地工商业在大战前后均有所发展，华侨就业机会较多，华人商号的经营效益良好，大量侨汇的汇入使广州侨汇业一片繁荣，五洲银号、荣升批局等相继开张营业。广州余仁生药业局在国内广泛设立分号或代理店，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成为盛极一时的批信局。五洲银号、荣升批局和广州余仁生药业局均设址于荔湾区。
图5 五洲银号和余仁生广告
1927-1929年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导致粤省侨汇数量激增，广州新增的批信局超过10家。随后世界经济陷入困境，各地华侨因经济破产，失业（人数）激增而陷入困境，“由南洋汇回的款项减少了三分之二”。“据（当时）信局估计，从前每年由南洋汇回潮汕的款项总额约在五千万元以上，近几年来已减少至二千万元！”受此影响，“广州厦门各处（的侨汇收入）亦莫不激剧减少”。
抗日战争期间，广州的沦陷使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路被完全切断。广州银号或偃旗息鼓转营它业，或迁往内地继续经营。广州信昌银号于1935年在十三行西荣巷开业后“经营找换汇兑”，广州沦陷后该银号不甘压榨，“将所业结束。由前经理将股本盈余分派清楚后，撤退内地”继续营业；抗战胜利后“复员回穗，爰集新股，扩增资额，租定十三行66号门牌经营汇兑找换”业务。
抗战胜利后广州银号的侨批业务“以汇隆及道亨等银号吸收者较多”。汇隆银号和道亨银号分别设址在荔湾区的十三行路37号和桨栏路86号。
图6 抗战胜利后汇隆银号和道亨银号广告
广州为“南中国海外交通中心点，各地华侨（组织）均在本市设立办事处，以为侨民通讯及援助侨民之机关”。美洲同盟会、南非洲华侨联合会、南洋荷属华侨联合会、南洋同侨实业俱乐部、菲律宾华侨团体会等在广州设有办事处。
广州是华侨的故乡，接近港澳而成为华侨的集散地。大批归侨辗转抵达广州后被妥善安置在荔湾。1946年1月初，1300多名粤籍澳洲侨工“经由盟邦派船转送回华”，由香港“转程来省（广州）”，被安排在“龙津路第四平民宿舍”寄宿，择时返乡。
荔湾也是华侨出洋的集中地。1946年9月底，2000多名“转回原居留地各埠之侨胞”集中从广州出发，前往香港乘丰庆轮启程赴仰光。这批华侨所需要的车船路费，“以及其登岸时前往宁阳会馆及武帝庙的招待伙食（费）”均由广东各华侨组织及侨领捐助。同年10月，400名第二批赴美侨胞在广州大沙头车站出发，赴（香）港转搭玛莲妮斯号（海）轮赴美（国）。这批华侨“多数系自费者。其中旅费未备者可向（广州沙面）美（国）领事馆贷（借）船脚（费用）一百七十五元美金，另由穗至港车上费用一万元国币”。
“广州轮渡”成为各地侨眷寄托想念的载体。每当旅美四邑华侨陆续返国，各地侨眷便纷纷涌向当地码头。而“每睹广州轮渡到埠，华侨鱼贯上岸”，唯独不见海外亲人身影时，侨眷往往感慨万千。“归帆已到夕阳落，数尽归侨不见君”成为侨眷最大惆怅。
（二）实力雄厚的金融基础
粤省的银行、银号和钱庄虽然发达，但“多集中省内几个大商埠及侨汇特多的县份”，并以广州为数最多。20世纪20年代“广州有金铺59家，银行13家，汇庄26家，银业381家”。1937年，粤省的56家国内银行中，35家在广州，4家在汕头，3家在海口；8家外国银行中，7家在广州，1家在汕头。抗日战争胜利后，广州有国内银行44家，银号28家。1948年，“广州有金融机构共计107个单位”。
广州银号的实力相当雄厚，其经济实力“稳居广州七十二行之首”。广州银号分为顺德帮和四邑帮两大帮派。顺德是近代中国茧丝的主要产地，其丝绸产品大量销往南洋，因此顺德帮银号接驳南洋侨汇相当有实力。而“四邑帮银号主要由开平、新会、台山及恩平等四县籍的归国华侨经营”，与美洲侨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广州钱业的业务极其发达”，“尤以接驳四邑潮汕等地侨汇款及各偏僻地区的汇兑为著称”。
广州银号主要集中在荔湾区。1930年在《广东七十二行商报二十五周年纪念号》上刊登商业广告的92家银号中，有55家设址于广州荔湾，其中在西荣巷的就有9家。1934年10月，《广州日报》公布的16家信用银行中，有10家设址于广州荔湾。当时的“十三行马路都是银行、银号”等金融商号。1947年底，广州市钱银商业公会69家会员中有46家设址在广州十三行。荔湾被认为是广州的“金融中心点”。
荔湾银号的业务相当广泛，西荣巷的恒元银号办理“附揭、储蓄和汇兑”业务，光复南路的大南银号办理“附揭汇兑”业务，晏公街的广信行“代客买卖兼理汇兑”。第十甫路的均源汇兑庄承办“两广汇兑”。杉栏路57号的“广州余仁生汇兑药局”是广府地区经营南洋侨汇最早、资本最雄厚、组织最为庞大的批信局之一.其总部“设于新加坡，在暹罗、安南等地有代理号，香港及广州有分局，其国内营业区域遍及粤省中部及西部各县”，在上海设有分支店，在新昌、台山、中山、东莞、惠州、番禺、信宜、顺德、清远、鹤山、新兴、三水、四会、花县、高州、高要、增城、南海等地共有18家分店。抗战胜利后，“国内批局亦有二百家左右，其中以汕头、海口、厦门、广州等处为最多。如余仁生庄规模至为宏大，力量非常雄厚，各地均有其分号”。
图7 广信行和广州国源银号广告
荔湾银号大多与南洋批信局互为联号，或为其分号或为派发银信处。何信昌庄与越南底岸的何信昌互为联号，接驳越南华侨银信业务。聚丰公司与新加坡丰盛合记、香港聚丰公司、琼州、海口和嘉积三地的聚合昌以及上海聚丰公司互为联号，接驳南洋华侨银信业务。抗日东路的国源银号、恒隆银号分别与香港恒隆银号，开平赤坎的民信银号、长沙的恒生银号互为联号，“专做四邑、广州、香港各埠汇兑，代客收仄，买卖港单金条”等业务。恒济银号为泰国暹京陈华兴信局的“派发银信处”。
荔湾银号在省属及相邻省份各侨乡设有分号、联号等。广州佑安银号在番禺市桥、佛山、顺德勒流、容奇、大良、中山石歧、江门等地开设了八家分店。广州天华银号与台山天华银号互为联号接驳美洲银信业务。大量侨汇通过广州批信局汇入省属各地及相邻省份。
荔湾辖内的商办银行与国内外银行构建起错综复杂的侨汇经营网络。十三行马路的兴中商业储蓄银行、拱日东路的广州储蓄银行等在台山设立分行，专营美洲华侨银信业务。广州合德银行在江门、香港、上海和梧州开设分行，接驳华侨银信业务。1915年，广州盐业银行在西堤二马路开业时股本为1000万元。随着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该银行在上海、天津、北平、汉口、青岛、南京、杭州、香港等地设有分行，在其他“商埠设有分支行，各省会均有通汇机关，并代理四行储蓄”，并在广州汉民路设有办事处，在海内外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图8 广州盐业银行广告
另一家设在西堤二马路的商办银行是远东实业储蓄银行。其内部机构相当完善，除设有储蓄部、按揭部等外，在河南大基头设有分行，“经营一切银行普通业务办法至善、周到通融”。“诸君欲积贮财富乎，请到远东实业储蓄银行储蓄部；诸君欲以支票结账乎，请到远东实业储蓄银行存款部；诸君欲得殷实之委托乎，请到远东实业储蓄银行信托部；诸君欲汇驳妥捷乎，请到远东实业储蓄银行汇兑部；诸君欲得经济之援助乎，请到远东实业储蓄银行按揭部”。“凡到本行开一储蓄户日存款在二元以上者，皆可借用一个储蓄盒，不必另缴按金”。
荔湾金铺也经营侨批业务。例如，金城金铺专营白金、黄金、钻石、玉器，代收“各国仄纸，花旗金单”；荣升金铺“代理南洋各埠汇兑银两”。此外，“全市200多家金饰店中也有不少兼营外币和侨汇买卖”。
丰富的侨汇资源吸引各地批信局入驻荔湾区。岭海银行有限公司1923在台山埠西门墟开业后，“经营汇兑存款、按揭找换、接理外洋书信银两及银行一切通常业务”，在香港、江门、新昌等城设有分行。1927年4月在广州十三行桨栏街开设分行，“开张甫数月，各埠互订来往者极多”。广州分行设立信托部“专代理买卖业，股票代理、收租包租，代理投买燕梳（即保险），代收业费及代管学生学款等一切信托学务”。
梅县金生银庄“向来仅做暹罗一部分批信汇兑”，1933年6月“因扩大营业，特设分庄于各通商大埠”，并以广州拱日东路的德泰银业公司为代理处。梅县建丰汇兑庄“备足资本，专营粤港汕沪及南洋各属电汇票汇信汇信托一切银业生理”，在广州、佛山、梧州、南宁、惠州以及梅县五属各墟市等处均设代理店。
各地侨汇联营机构在荔湾区设有办事处，其中包括光复南路53号的台山县城区私营侨汇联营处，桨栏路西荣巷10号的赤坎私营侨汇业联营处等。
（三）省港澳互通的地缘基础
在南洋，“广州人泰（大）半业锡矿及耕种，多居于马来联邦”，而“马来半岛之富有为南洋之冠”。广州为“毗连港地的华南巨埠”，“各批信局大都在香港设有分号、联号或代理机构，香港陈锦记、陈炳南、鸿雁寄等批信局或商号还同时兼办数家广州批信局之批信，其合作或代理关系应是很密切的”。这些广州批信局大多设址在荔湾区。十三行路的汇隆银号与香港恒生银号、上海生大信托公司互为“汇驳联号”。广信金铺与广州湾赤坎的天宝金铺、香港诚信金铺、澳门祥信金铺互为联号，兼营汇兑找换业务。昆昌钱庄与香港恒生银号、永丰银号，澳门大丰银号、恒益银号，广州湾的大丰银号，上海生大信托公司互为联号，“专营各埠汇兑”业务。
永昌银号又称为永昌叻庄，其经营范围和方式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不断调整。1942年该银号与香港的利成银号、澳门的祥源银号、顺德容寄的联昌银号、韶关曲江的隆昌行、中山石岐的信昌银号、广州湾的联安银号、柳州百利烟行互为联号，“专营找换汇兑”业务。1947年与广州的豫昌银号、新加坡的永昌金铺、香港的荣昌汇兑庄互为联号，“汇兑两粤南洋各地银信”业务。1949年又与石叻的永昌金铺、庇能的新昌金铺、吧生的其昌金铺、吉隆坡的利昌金铺、芙蓉的永昌隆金铺等18家南洋批信局，以及香港的郑锦发批局、荣昌汇庄等互为联号，经营南洋侨汇业务。其旧址现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
荔湾银号与香港批信局有相当完善的业务联系。香港道亨银号在广州设立分行经营“汇兑找换”业务。香港永泰银号以“广州市钜福号、联安号，澳门恒益银号、恒盛金铺”为通讯处，经营侨汇业务。香港批信局大多经营广州的银信业务。例如，香港的嘉彰庄专营“星洲、暹罗、汕头、广州国内各埠汇兑”业务；均源汇兑庄经营“两广汇兑快捷妥当”，同时承接“同业委托代理”业务 。香港宝丰银业有限公司“专做汇兑华侨银两”业务，在桨栏路17号设立宝丰银业粤局，接驳香港、广州、四邑三地之间的华侨银信业务，并在台山的蟹岗埠设立分行。“外洋汇款邮费带工酌量收取，纸水时价如数奉还”。
荔湾银号通过香港批信局在海外招股以扩大经营。1929年，经广东省建设厅批准备案，广州华侨兴业储蓄公司委托香港德荣银号以及广州桨栏街的永生银号、十三行的成发银号为收股处，向“外埠招股”。
香港的银行大都在荔湾区设有分行、分局或联号以接驳侨汇。香港东亚银行在十三行32号设立支行，“专做中外汇兑生意，藉以利便同胞。凡欧洲美洲日本各国俱有代理，南洋上海并设有支行”。广州支行升格为分行后迁往广州兴隆马路。兴隆马路又称为兴隆街，是荔湾区西关著名的六街之一。
1923年8月，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广州分行在西堤二马路开业，“专做按揭、汇兑、储蓄定期活期存款等生意”，凡储户均可获得该银行送出的“新式储蓄银箱”一个。1936年，香港汕头商业银行广州分行在拱日东路54号开业。
工商银行于1917年创办于香港，1925年在西堤二马路设立广州分行后“营业日形发达，美洲及南洋一带华侨汇款多由该行调剂办理”。“工商银行为华侨唯一金融机关，素以稳健不冒险为宗旨”。工商银行的创办改变了美洲侨汇的经营格局，“过去美洲华侨的汇款（业务）绝大部分由外国银行办理。自工商银行成立后，特别是（该银行）整顿业务后，对北美华侨的影响日益增加，广大华侨认为它是华侨银行，多把汇款转至该行办理”。1928年6月，广州工商银行在“原址不敷（侨汇业务）应用”的情况下，迁往广州“金融中心之十三行”继续经营。在“厚集资本开办多年，信用久著于海内外（的基础上），而对于华侨之招来尤加注重。故在香港总行及上海分行特设侨务部以与侨胞接洽”。对美洲华侨“买单寄来香港总行”之仄纸，“自当妥为转驳汇交”至“内地各墟镇，以利便侨胞汇款回乡”，华侨将“定期存款或储蓄存款”“寄来即当原船发回凭簿，依期付息”。“若储蓄款项以为子弟留省（广州）读书随时支取之用，省城（广州）分行亦能如命妥办”。
三、名扬海内外的“十三行金银市场”
广州银业公市历史悠久。康熙十四年（1675）前后设市于西关珠玑路连珠里“忠信堂”内，当时称为银业公所，后称为广州银业公市。广州银业公市一直为“忠信堂”的营利机构。1925年，“为利便同业间之集合买卖起见，即于西荣巷二十号开设银市，作为全行买卖场所”，1937年初改组为“货币证券贸易场”，又称为“金融贸易场”，“十三行金银市场”等。
图9 清朝时期的银业公所
1914年3月，鉴于当时市面上操纵纸币买卖之风日益盛行，广州都督府会衔民政司发布公告：银业之间的买卖只准在广州银业公市内开盘，每日只准开两市：午市为正午12时，早市为下午4时。每市买卖时间约为二三个小时，时间一到便摇铃开市。改组为“货币证券贸易场”后，营业时间进一步规范：“每日上午十点开市，至十二点四十五分闭市；下午二点开市，至四点四十五分闭市。如届时有交易未终者，得延长时间，但不得超过十五分钟。一经第二次摇铃即须停止买卖，宣布闭市。如有违背定章，在场逾时买卖，处罚一百元”。
广州银业公市的门禁非常严明，入市交易人员必须凭银业同业公会颁发的“金银入市证”等有效证件，并佩戴有银业同业公会标识的襟章才能进入银业公市。省财政厅要求入场交易的银号在“金银入市证”上“分别填明店号或姓名住址，入市证章字号呈厅再核”；已停业的会员银号“拒绝入市买卖”。1934年4月在省财政厅“领有金银入市证”的银号有136家，怡昌等7家已“执行制止营业”的银号被禁止入市交易，被禁止入市交易的银号如“有秘持证入市交易者，须由银业公会负完全责任”。1937年，省财政厅核准入市交易的经纪人约有60至80人。
经纪人大多提前一小时进入公市并自由买卖，因此在开市前10分钟各种交易已呈白炽化。经纪人随身携带日记簿、铅笔等随时记录，记录内容古怪离奇，为业外人士所不知晓。各项成交价格“标贴于公市内前座右隅墙壁上，如多数不赞成者可酌改，至无异议时即作议定”。这些议定价格随后被编成《金银行情单》向外发布。潮梅汕、四邑和中山等地银市根据广州银市的《金银行情单》，制定当地侨汇的买卖价格。在广州银业公市价格的拉动下，巨额侨汇在各地流动。
“好友”和“淡友”是广州银业公市的两大交易主体。买入者称为“好友”或“旺友”，卖出者则为“淡友”。广州银业公市的侨汇交易数量巨大，“交易繁多时挤拥不堪，其叫嚣之声不亚于纽约、伦敦及巴黎的交易所”。买卖成交后双方无需订立单据，各守信用，不得反悔。广州银业公市既是金融精英施展才华、谋取利益的场所，也是尔虞我诈、厮杀博弈的战场，到处是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金钱纠葛，尽管没有硝烟和鲜血，但其惨烈程度是圈外人难以想象的。
没有取得“金银入市证”的“银蠹”、“剃刀门楣”等只能在场外进行侨汇买卖。“银蠹”是对没有取得买卖资格的金融投资者的称谓。他们聚集在广州十三行和太平路一带，使“十三行”这条“广州‘华尔街’”成为闻名遐迩的黑市侨汇买卖街区。当时的“十三行（路）虽然并不长，也不宽”，“但它所起的作用却和纽约的华尔街一样，时时震撼着广州”乃至“华南人们的神经，控制着人们的生活”。在“十三行总能见到一群人，左手拿着一小簿子，右手拿着一支铅笔，匆忙地来，匆忙地去”。他们的背后是大大小小的银号、找换店、金铺等侨汇业商号。他们“轻轻地在纸上一划，把算盘珠子一扬，把电话一摇，把电文一发，即可拨动市货摇动物价，立即成为巨富”。
“剃刀门楣”是对没有取得合法营业执照而进行黑市侨汇买卖的商号的称谓，包括路边钱兑店、银钱找换店以及“标明港币价（格）”的香烟贩商等。“剃刀门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广州“经营银业商号（在抗日）战（争以）前，统称‘银号’，并均须向（省）财厅领有营业牌照，方准加入银业公会为会员”，广州“陷敌期内设立之银业商店，伪府规定一律改称‘钱庄’，不得沿用‘银号’”。因此，广州的钱币找换店“与银钱庄号无异，多以买卖外币黄金公债及办理汇兑为主要业务”，是广府地区金融商号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战胜利后，广州“十三行向以钱庄（为）称号者，纷纷觅取旧牌照，改易店名，以延续营业”，但遭到官方的拒绝，国民政府“为严肃管理金融市场起见，（认为）找换店拟无单独存在之必要”而拒绝向其颁发营业执照。
无法“改易店名”领取营业执照的找换店被迫转入地下，成为“剃来剃去，剃出剃入，剃尽人间财宝聚大团结，集中刀口向官决”的“剃刀门楣”。“此辈业集中在十三行、太平南、抗日东路等处”，联手操控广州的黑市侨汇价格。
图10 《剃刀门楣》，《剃刀门楣联谊会》
四、结论
“广州是广东最大的都会，侨汇大部分都经由此地返汇，所以我们研究广州的金融，对这构成广东金融经济特质的侨汇是不能有所忽视的。”尽管广州侨批业在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相当显著，对中国侨批的定名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对其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侨批”文化在广府文化研究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对广州荔湾银号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知也相当贫乏，影响了对辖区内侨批资源进行充分的挖掘和利用。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形成，“珠三角”将成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地域之一，对广府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因此，拓宽广府文化研究的领域，加强对现有侨批局旧址等资源的开发利用，将有利于增加广州市的历史厚度，推动荔湾区的文创事业的发展。
《广府文化》（第10辑）
*本文出自纪德君、曾大兴主编：《广府文化》（第10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此文为缩减版，省略了注释和参考文献，查阅完整版请到正式出版刊物查看。
本文转载自“人文岭南”公众号。
（图文：人文岭南；编辑：韩翰；审核：禤健聪，罗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