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什么案例？”

定性研究中案例与观察的构建

编者按：

定量研究常有多种抽样技术确保“样本代表性”，然而这些方法和标准并不能照搬到定性研究中。在确定定性研究需要的“样本量”之前，更重要的问题是，研究需要什么样的案例、需要哪些案例。本文以7个具有实操性的问题作为框架，为这一问题提供方向指导。限于篇幅，本译文删除了部分研究案例，感兴趣的读者可移步原文。

摘要：

本文讨论的问题是经典问题“定性研究需要多少案例”之前的一步——“定性研究需要什么案例？”我们认为，大多数定性研究的一个核心特征是案例构建，我们将其定义为对所研究的社会类别的界定。我们概述了定性研究者如何构建案例和观察，并讨论了这些选择如何影响数据收集、分析和论证。特别是，我们考察了案例构建以及在案例内观察的后续逻辑对于概念普遍性（conceptual generalizability）的影响，这与实证普遍性（empirical generalizability）有所区别。从定性研究实践中，我们概述了定性研究者在构建案例和观察时需要回答的7个问题。更好地理解和阐述案例构建的逻辑对于开展和评估定性研究都有帮助。

作者简介：

Caitlyn Collins，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社会学系Megan Tobias Neely，哥本哈根商学院组织部Shamus Khan，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和美国研究系

文献来源：

Collins, C., Neely, M. T., & Khan, S. (2024). “Which Cases Do I Need?” Constructing Cases and Observation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50.

译者：王雨晨

引言

定性研究者如何决定与谁交谈，以及在哪里花时间？这些选择的含义是什么？学者们已经广泛讨论了定量研究者应如何选择观察，以便可靠和有效地将研究结论推广到感兴趣的人群。相比之下，定性案例和观察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习惯性的，通常是一种从学者到学者的、类似“师徒传承”的实践。目前尚无任何系统的关于定性研究中案例构建逻辑的阐述。

本综述考虑的是Small（2009）关于学者需要多少案例的经典问题之前的一步。在社会学家达到Small所说的“观察充分性”或“理论饱和”之前，他们首先需要一个清晰的理由来制造观察（crafting observation）。

这需要区分“抽样”的逻辑和“从案例中构建观察”的逻辑。定性和定量研究都需要构建案例和观察。概率抽样，通常被认为是许多定量研究的黄金标准，要求观察者在开始时确定他们感兴趣的类别，然后据此概率性地选择观察。这种方法的巨大优势在于其实证普遍性（empirical generalizability）——即，将从观察样本中提出的主张扩展到未观察到的人群。

相比之下，定性研究者通常以更加迭代（iterative）的方式进行调查——定性研究需要构建案例，或者创建一个社会研究的类别（a social category of inquiry）。定性案例构建通常是随时间的推移完成的，通过深入沉浸在相对较少的研究对象中，学者在进行访谈和观察时不断转移和完善案例。普遍性通常不是针对感兴趣的人群，而是针对通过观察一个或多个案例所阐明的抽象概念。我们认为，大多数定性研究的主要目标是这种概念普遍性（conceptual generalizability）。本文中，我们确定了研究者在构建定性案例和观察时常问的7个风格化问题。我们解释了每个问题背后的逻辑，并讨论了不同答案的后果。在实践中，每个问题的答案可能会在数据收集和分析过程中改变。我们围绕两个基本问题展开：“感兴趣的现象是什么？”（构建案例）“从这一现象中制造观察的逻辑是什么？”这两个问题没有理想的答案，不同的案例构建逻辑也没有必然的高下之分，但它们可能影响和限制分析和研究结论。

案例是什么？

无论有意或无意，学者们经常将定性的案例和观察与定量的概率抽样相比较（Lareau 2012，Small 2009）。然而，对于大多数定性工作来说，概率抽样是不可能的，也往往不是理想的选择。社会学家倾向于理想化概率抽样，这掩盖了定性研究者所做的决定中积极的部分。即使使用最具归纳性的技术，这些决定也被定性研究者在观察案例之前发展的概念框架所指导。对于几乎所有研究者来说，“我的案例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最初答案往往是尝试性的或模糊的第一步。例如，对于Duneier（1999）的《人行道王国》（Sidewalk）来说，案例是多样化城市社区的日常生活，他构建的观察是人行道，那里边缘化的男性（通常被污名化为边缘人）对社区活力发挥了令人惊讶的作用。

我们将案例定义为研究者进行观察以生成（a）描述性主张以更好地理解社会世界和/或（b）关于未观察到的其他实例社会类别的概念主张。案例是感兴趣的对象，但不是可测量或可量化意义上的观察单位；在抽象层次上，案例比观察单位或数据收集单位（例如，一次访谈）更高一级。对于一些民族志学者来说，案例与他们的田野场所相同；但是随着关系转向的提出（Desmond 2014，Emirbayer 1997），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一些深入访谈研究中，案例可能是一个趋势（例如，家庭日益增长的不安全感）、共享的群体经历（例如，职场母亲）或不平等关系的集合（例如，生殖政治）。对于民族志研究，案例可能是组织动态、性别政策或制度性种族主义。

在大多数定性工作中，案例往往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重新）构建的。Becker（1992）建议研究者在收集观察时不断问自己，“它是案例的什么？”利用收集到的新证据来评估之前的理解。正如Ragin（1992b）所说的“案例化”，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案例是构建的而不是被发现的。

案例构建依赖于制造观察，其中被观察的是代表案例的单位，以便（a）对未观察到的单位提出经验主张和/或（b）评估案例的概念框架。由于案例往往是过程性地构建的，随着案例的完善和澄清，观察的要点也会发生变化。单纯在案例内增加更多的观察，甚至概率性地观察，并不一定对结论的信度和效度更好。实证主义方法往往假定一个稳定的知识对象，这个对象在案例和观察者之间是恒定的。许多定性研究者对这种立场持怀疑态度，而是调查案例如何在时间和地点上变化。他们认为，没有研究——无论其抽样技术如何——是无偏见的，因为社会世界不是客观的、理性的或固定的，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如何与世界互动塑造了我们的发现。其他人选择更详细地描述较少的案例以加深理解，或者对非代表性案例感兴趣，以帮助揭示概念模式和新的关系集。

在案例构建中，单位被观察是为了产生在其他（未观察到的）背景下更有可能为真的命题。在案例中对某事物的定性观察不会必然得到其他未观察到的相同事物的强力预测因素，但它们应该为类似的未观察案例提供更准确的概念框架。这是概念普遍性的核心。

构建案例和观察

通过分析定性研究实践，我们发现定性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倾向于回答7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全面，也不专属于定性研究；并非所有项目都做出所有这些决定，也不都同等地权衡它们。然而，它们是设计、理解和解释定性项目的一种启发式方法。

问题a：解释的目的是什么？

定性研究通常有多个目标，一般是以下几种的组合：描述感兴趣的现象、解释它发生的原因、阐明社会力量在世界中发挥作用的过程、评估或阐明理论、揭示支撑社会趋势的机制。对于描述性项目（例如，Bourgois 1995，Duneier 1999），做民族志的理由可能是现象、群体或过程是新的、研究不足的或没有被完全理解的，而且更多的了解是很重要的。描述性项目优先提供对现象的精确和丰富的描述。这并不是说它们缺乏概念性的含义，它们可以通过否定来动摇现有的框架。Duneier（1992）提供了对芝加哥南部Valois餐厅黑人男性生活的描述（Slim’s Table），他拒绝了Steele（1991）、Wilson（1978）和Anderson（1978）关于黑人男性气质、社区归属感以及更广泛的美国社会中社会连结的理论。这种对现有理论的否定并没有提供基于特定案例的关于黑人男性气质的替代性概念主张，但它确实重新定位了学者们对相关主题文献的理解。以描述为目标的项目通常对普遍性不太感兴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寻求普遍性，或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激发普遍性。所有寻求普遍性的项目都涉及描述。

如果目标是普遍化，案例的构建应使随后的观察能够代表比它们的特殊性更大的东西，并允许研究者调查感兴趣的类别、关系、实践、经历或过程（特别是根据现有文献的理解）。这涉及到之前区分的实证普遍性和概念普遍性——即，研究者的观察能够产生关于类似的、未观察案例的主张。观察确切代表什么，可能在使用随机抽样开始数据收集时构建（实证普遍性），也可能通过构建一个概念上相关的案例，提供对类似案例洞察的观察来确定（概念普遍性）。

在《为了家庭？》（For the Family?）中，Damaske（2011）试图理解女性进入和离开有偿工作的过程。Damaske设计了一个深入的生活史访谈研究，对象是40名工人阶级和40名中产阶级女性，以寻求婚姻和父母身份带来的变化。与大多数定性研究者不同，她通过使用纽约市选民登记数据库和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的跟踪数据，通过随机抽样过程招募受试者。这些观察使她能够精确指出社会阶层如何与其他社会地位互动，Gerson & Damaske（2020）称之为“系统控制和比较的逻辑”。她的抽样框使她的结论能够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这种实证普遍性并不常见，但在定性研究中也并非不存在。

然而，对于大多数定性工作，研究者倾向于避免实证普遍性，而选择概念普遍性。例如，Haynes & Solovitch（2017）和Streib（2020）使用不同的数据，对同一下行流动案例提出不同类型的主张。

问题b：这是关于什么现象的案例？

若要在特定描述之外概念化地推广定性研究结论，研究者需要决定，研究中有趣的现象究竟是关于什么的案例。可能感兴趣的一个现象是种族主义，但是将种族主义作为一个案例意味着要关注这个现象的更具体实例，也许专注于其结构动态，或者它是如何通过互动实施的。Becker（1998）提供的技巧是：描述你感兴趣的内容，但不要使用任何主要的标识词。这要求学者将抽象层次从感兴趣的主题转移到它所示例的案例。例如，在《特权：圣保罗中学精英教育的幕后》（Privilege）中，Khan（2011）可以不使用“精英”和“寄宿学校”这两个词，将这一研究表达为：精英逻辑如何影响不平等的模式，特别是在历史上为社会优势群体建立的机构中。在实践中，这个问题的答案随着他遇到的机构内新种族模式而改变，这导致他放弃了最初的关于学校社会再生产的案例构建。最终，他决定他的研究是关于“精英文化动态”的案例。回答“这是什么案例？”这个问题将研究者从一般的研究兴趣转向一个更概念性的研究问题（Luker 2008）。

一个明确定义的案例并不是开始定性项目的先决条件；许多研究者只是从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开始。一个初始的、模糊的答案能够使研究者对他们的实证观察更开放，从而产生更严谨、更接地气的研究。Becker（1992）认为，当研究者不确定他们的研究是什么案例时——当他们陷入数据、迷失在树木（观察）中，并且努力看到森林（案例）——他们可能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学者们也可能对一个有趣的现象进行类似的观察，但追求完全不同的案例。例如，对街头乞讨的兴趣可以是对社区生活（Duneier 1999）、街头经济（Gowan 2010）或性别监管（Robinson 2020）的反思，每一种都会导向一组完全不同的、但各有意义的观察。

清晰地定义案例对于概念普遍性至关重要，即使学者只在研究过程的最后才完全确定他们的案例。实证观察可能大不相同，但案例的概念模式应该大致相同。若非如此，则可能需要新的解释或概念。例如，在研究城市贫困人口的住房动态时，不同城市的观察会非常不同。每个环境都有一个相对独特的生态，这些城市的种族构成、地理轮廓、政治经济，甚至天气都影响着城市贫困人口如何体验住房。对于定性研究者来说，这种跨观察的实证变化是意料之中的，实证普遍性不太可能。然而，从概念上讲，模式应该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当它们不一致时，要么会出现新的案例，要么需要对现有案例的理解再细化。新的概念模式要求修改或扩展使用的理论。

问题c：分析视角是什么？

分析视角构建了研究者检验案例的方式。视角影响所提出的问题和产生的主张，部分原因是它们构建了研究者的观察。定性学者使用不同类型的分析视角：研究特定的人群子集，可能基于他们拥有共同信仰/经历的群体成员身份（例如，对冲基金中的高收入者）、特定地理位置的场所（移动房屋公园）、或参与特定关系集（房东和租户）、一个过程（监狱控制）、一个趋势（在前沿市场的投资）、一个组织（某初创公司）或一个社会机制（例如，嵌入在刑事法庭中的种族主义）。视角通常在研究过程中发展，因为观察感兴趣的现象可能会改变研究者对案例的概念化和构建方式。

例如，尝试解释一个过程需要特定类型的观察。在《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中，Rivera（2015）探索了招聘和雇佣过程，以更好地理解她的案例——精英之间的不平等再生产。这个案例之前在学校和工作场所中已经被研究过（Khan 2011, Lamont 1992），但Rivera探索了两者之间的过渡：来自富裕背景的人获得精英工作的劳动市场。Rivera将她的分析视角集中在招聘和雇佣过程上，并精心制造了涉及不同参与者和情况的观察。这个视角与组织视角不同，后者可能导致她观察雇佣公司的组织结构和环境动态。相反，她的过程性和关系性视角指导她观察了顶级投资银行、咨询公司和律师事务所的招聘过程，与120名招聘专业人士和32名求职者进行了深入访谈，并在大学招聘会和公司的招聘部门进行了现场观察。然后，她准确指出了雇主如何制定和衡量排序标准的过程——这些标准被引述为个人能力、工作态度和潜力的证据——这些方式表明了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这种“如何”（how）的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的。

但是Rivera的主张并没有就此止步：她试图解释为什么这种文化匹配会发生，并帮助解释她的案例——精英之间的不平等再生产。回答“为什么”（why）的问题使Rivera从描述过程转变为利用观察中的结构化比较，以提出更一般的概念主张。Rivera体现了Katz（2002）所描述的从深描到逻辑解释的行为，即从进行实证观察转向对现象案例提出概念性的普遍主张。

问题d：观察是典型的、非典型的，或者都是？

学者们可能会刻意进行典型或非典型的观察。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典型”和“非典型”有两种含义：从实证的角度和学术的角度。从实证的角度来看，典型的观察是那些在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代表了一个人群中的大部分、普遍的或熟悉的部分。在学术意义上典型的观察是那些在文献中经常研究的。芝加哥是定性观察的典型场地，并不是因为它在一般城市中是典型的（从实证角度），而是因为它是经常发展定性知识的地方。

当Lareau（2003）开始她的经典研究《不平等的童年》（Unequal Childhoods）时，现有研究确定了养育和成就之间的联系，但缺乏具体、可测试的解释。此外，很少有研究关注黑人中产阶级家庭。为了更好地理解种族和阶级如何促成代际不平等，Lareau和她的团队采访和观察了88个在实证上典型的费城家庭，并集中讨论了她认为代表更广泛群体的12个家庭：这些家庭是其他低收入、工薪阶级和中产阶级白人和黑人家庭的典型。尽管种族在家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黑人和白人父母类似，都传递了教育和职业方面的长期优势。通过对典型黑人中产阶级家庭的观察，Lareau构建了一个挑战现有理论解释的儿童学术成就不平等的案例，这些理论解释了种族和阶级在代际家庭不平等再生产中的作用。

虽然Lareau的工作展示了典型观察的解释价值，另一种方法是选择一个因其解释力而相关的非典型案例。一种途径是选择一个在学术或实证意义上都鲜为人知的调查背景。从非典型背景中刻意观察，以澄清社会世界的新维度，是许多定性研究的核心，例如Brown-Saracino（2017）对性少数女性在小城市（在关于酷儿场所的研究中经常被忽视的城市）如何建立新家园和身份的民族志研究。非典型观察可以开辟整个新的研究子领域，同时也有助于揭示现有文献中因过度概括了典型案例而存在的偏见或假设。

我们认为非典型观察提供了五个主要贡献。首先，它们揭示并质疑现有类别和分类系统的限制。第二，它们识别新类型，如新兴或变化的类别，如对酷儿家庭的研究。第三，它们放大了在其他环境中不太可见的关系，例如精英研究。第四，最不可能发生的非典型案例可以为理论或解释提供有用的测试案例。最后，它们能捕捉到突出显示重要过程、体验或现象的异常值。这些案例，如向上流动的工薪阶层学生，可以是“证明规则的例外”（Bettie 2002）；也就是说，如果所有其他观察都以同一种方式进行，而其中一个不这样，它有助于解释其他更统一或一致的观察。

问题e：最大深度和最大广度要如何权衡？

当定性研究者收集数据时，他们的目标是双重的：首先，通过最大程度的描述实现深度；其次，通过在案例内寻求最大程度的变化来实现广度。“最大”并不等于尽可能多，而是达到饱和，以至于额外的观察几乎不会带来新的洞见。这两个目标可能会相互冲突。一方面，完整的描述丰富性需要有限的观察和更多的细节。另一方面，生成解释需要变化，即有足够的观察来评估趋势，和/或更多的观察来评估所观察到模式的反例。

清晰地定义一个案例有助于澄清在数据收集期间如何应对这两个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可能会被优先考虑。如果学术界对一个现象没有产生广泛的知识，那么对它进行理论化可能没有那么有用，提供丰富的描述可能更有助于我们的理解。如果一个现象已经被深入研究，那么深度或广度则能审视现有的理论。研究者可以对同一个案例采取不同的方法，通过独立的项目共同构建知识。以公司如何控制和剥削低薪服务工人的案例为例，沃尔玛已经成为小时工被虐待的象征。Reich & Bearman（2018）试图理解服务工人如何在美国零售业争取尊重和更大的自由，但同时也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沃尔玛工人报告说他们喜欢自己的工作，并且不寻找其他机会。这种观察挑战了现有的叙述，需要广泛的数据来确立其主张。作者们部署了几种方法和20名学生的研究团队，努力了解美国五个地区的沃尔玛商店中管理者、工人和顾客之间的权力动态。与此类似，但追求深度而非广度，Sobering（2022）考察了一个更具体定义的案例：低薪服务工人如何创造和维持平等。为此，她选择了一个非典型的现场来研究工作场所（不）平等：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工人拥有的豪华酒店。根据十年的观察，Sobering详细说明了员工如何轮换工作、分配资源并以民主方式做出决策。Sobering本人也铺床、端菜和接待顾客。这使她能够识别变化，例如工人何时挑战、商议并创造平等。

McDermott（2006）在她关于工人阶级白人如何理解阶级的研究中平衡了广度和深度。她并没有告诉我们她所知道的关于白人社区的所有事情，而是将她的观察和主张限制在她的案例（白人种族身份）和分析视角（微观互动和地点）所指示的范围内。

问题f：如何在策略性比较中构建研究？

生成解释需要变化（variation）。寻求概念普遍性的定性研究者需要能够识别、描述并解释他们观察中的变化。这需要某种形式的结构化比较。Stockstill（2023）在她的日托中心民族志研究中最初并没有计划进行比较设计；她开始时关注的是为低收入有色人种儿童服务的中心。但是通过观察和数据分析，她意识到机构因素可能在塑造她的观察。对这种机构因素提出主张需要变化，因此她对一个不同的、主要为白人和更富裕人群服务的儿童护理中心进行了观察。尽管她采用了比较设计，但这并不是策略性比较所必需的。比较可以正式地构建到设计中，也可以作为收集数据的非正式部分出现，或两者兼有。

我们对结构化的策略性比较的描述，部分受到了扎根理论传统提出的持续比较分析技术的启发（Glaser & Strauss 2017），但不局限于此。当学者进入田野时，他们从数据中识别出新出现的概念类别，然后比较特定类别中的观察结果，以完善初步概念。这种初步编码为收集额外相关数据指明了方向——Gerson & Damaske（2020）称之为理论抽样。通过这种方式，数据收集、分析和诠释相互交织。

Luker（2008）概述了三个比较的一般原则：将观察结果与“传统智慧”、“默契对照组”（tacit control group）和/或一个理论驱动的对象进行比较。比较不一定依赖于全新的数据收集，而可以引入其他学者的案例研究。Vaughan（1997, 1998）首先将个人和互动置于特定背景——组织、制度、环境等——中，然后选择与初始案例相关的比较案例：例如，在不同环境中的类似事件、分析层次的转变、在不同的复杂系统和社会形式中的观察。根据案例边界的划定方式，相似和差异将被突出或限制。相似之处提供了一些理论确认，而差异之处则指向了理论创新。她指出，在案例之间转换分析视角是理论建构的关键。

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三种结构化比较的方法：矩阵比较、情境比较和组内比较。矩阵方法通过确保每个单元格中有足够数量的案例，提供足够的数据进行跨类别比较，从而允许直接的群体分析。例如，Lareau（2003）使用2*3矩阵：将白人和黑人家庭分类为贫困、工人和中产阶级。作者在考虑阶级如何与种族等其他社会类别相互作用的同时，进行了社会阶级位置的结构化比较。对矩阵结构的一个批评是，它可能会固化正在调查的社会类别，而不是让它们在现实世界社会现象的观察中显现出来。

第二种方法是比较同一群体在不同情境下的人，以更精确地了解他们的经历有何相似和不同。研究处于类似情境的人的广泛类似经历，但改变社会环境，研究者可以更好地分离和识别塑造这些经历的因素、过程或机制。

第三种方法是组内比较研究，目标是最大化群体内部经历的多样性。Small & Calarco（2022）称此为异质性，即“被研究的群体或背景在感知、经历、动机和其他方面表现为多样化的程度。”异质性可以在数据收集开始时构建到案例中，或者在数据收集过程中迭代发展。深入研究组内异质性是应用交叉性理论的核心（Collins 2000, Crenshaw 1991）。在这一传统中，组内比较可能挑战某些概念类别的一致性或“群体性”。

问题g：观察是如何迭代构建的？

定性研究往往是迭代的。在研究过程中，案例和观察的构建会发生变化。观察通常会引导学者集中关注一类现象，这些现象之前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的，但后来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

迭代构建不仅适用于数据收集，也适用于整个研究过程。Small（2009）以类似的逻辑指出，定性选择的逻辑在数据收集过程中“依序进行”，以便每次访谈或田野观察都作为一个单独的案例研究，“提供对当前问题的日益准确的理解”，目标是达到饱和。在数据收集期间安排“暂停”，以反思所观察到的内容，这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目标。暂停让研究者评估已收集到的数据中的描述深度，这些观察所反映的变化，以及为后续论证收集新材料的潜在效用。这样的暂停可能导致案例的转变，从而构建未来的观察。它们还允许研究者反思意外观察的理论含义，促使我们重新考虑“令人惊讶的观察是理论案例的什么，以及理论案例和发现在哪些有趣的方面出现分歧”。由于这种迭代的变化而改变感兴趣的现象和/或案例可能是意料之外的，也可能在研究开始时就有所察觉。

对于新兴或变化中的群体，迭代构建案例和观察尤为重要，例如，LGBTQ+群体通常太小、不明确，并且在变化之中，以至于学者无法抽取统计上有代表性的样本，在定量意义上无法测量。这要求学者应用酷儿视角来考虑他们如何最好地收集和分析数据。

结论

在这篇综述中，我们主张定性研究的两个要素至关重要：案例的构建和案例内的观察。评估定性研究时，需要着重关注概念普遍性的解释能力。关于案例的观察可以推广到其他案例。由于案例不是经验现实而是概念抽象，因此普遍性在概念层面上起作用。至关重要的是，普遍性并不是社会学探究的唯一目标。准确地描述感兴趣的现象就有足够的理由进行研究；同样，使用描述来挑战或增加现有框架也是如此。

我们的综述中仍有许多富有成效的方向尚未考察。进一步关注反身性的作用，包括社会地位和具身性在案例塑造和观察构建中的作用，将增进我们对研究者如何与他们研究的社会世界互动、以及这对他们提出论点的种类有何影响的理解。另一个重要的空白在于编码过程如何塑造定性研究中的论证。为这些方法过程和创新制定和完善共享话语将帮助未来的研究者应对定性研究中的障碍。

来源：“宗才学堂”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