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向度
杜治洲
【摘 要】廉政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要求，现代化国家均具有很高的廉政治理水平。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世界上所有国家现代化的一般特征，同样，中国式现代化也应当是建立在高度廉洁之上的现代化。因此，探讨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和实践向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从内在机理上看，廉政治理不仅可以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而且能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促进人口大国文明程度的提升，促进共同富裕，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促进和平发展。从实践向度上看，应建立青少年廉洁教育长效机制，多维度防范党员干部被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围猎，构筑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新时代廉洁文化，持续治理生态环境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运用中国特色廉政哲学指导和平发展，从而推动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关键词】廉政治理；中国式现代化；廉政哲学
正 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探索和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廉政治理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探讨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向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推进廉政治理是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现代化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腐败问题、逆法治化问题。“某一国家处于变革时期的腐化现象比该国在其他时期的腐化现象更为普遍。大致看来，有理由认为，腐化程度与社会和经济迅速现代化有 关。”尽管如此，法治化依然是现代化的重要目标和重要特征之一，不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高水平廉政治理与国家现代化之间都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
（一）理论上，廉政治理是现代化国家法治化和民主化的要求
世界现代化进程始于18世纪后期的工业革命，以大工业的兴起为标志。工业革命从英国开始后迅速向全球扩展。对所有国家来说，工业化都是现代化的核心。然而，现代化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发展的，反映在理论上就是现代化的发展。
观的变化：传统发展观向现代发展观转变。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分配不公、腐败蔓延、政治动荡、精神堕落、道德沦丧等问题日益突出，以核心工业化指标GDP衡量现代化的传统发展观逐步受到质疑和挑战。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的发展观应时而生，人们对现代化的认识逐步提高，已经走过了从经济视角到社会视角再到人及人与自然和谐的视角转换的过程。尽管当前学术界并未对现代化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但在现代化内涵的认识上并无多少偏差，即现代化包含工业化、城市化、 市场化、科技化、法治化、民主化等六个方面的内容。对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则是法治化、民主化的重要体现。
一方面，国家权力结构中必须设置强有力的廉政治理机构，保证权力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建立权威高效的廉政治理机构，加强对公权力的法治化和制度化制约，是一国法治化的基本要求和具体体 现。世界上廉洁程度比较高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高效的廉政治理机构。这些机构的设置模式一般分为两种：一是在传统的权力机关之外建立一个独立、强大、集中、统一的承担所有反腐败职能的廉政治理机构，即单一机构模式；二是在保留原有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反腐功能的基础上，成立新的职业化的廉政治理机构，不同机构承担不同的反腐败职能，即多机构模式。新加坡、澳大利亚、中国香港地区为单一机构模式的典型代表，美国、英国则是多机构模式的典型代表。中国内地的廉政治理机构具有多机构模式的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法治化，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党和国家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及各级监察委员会，进一步整合了廉政治理机构，增强了廉政治理机构的综合能力。无论是单一机构模式的廉政治理机构，还是多机构模式的廉政治理机构，都是权力在法治轨道上运行的重要保证，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另一方面，廉政治理机构必须保障人民的监督权，体现现代国家民主化的要求。人民参与公权力监督是国家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就要求廉政治理机构必须推进公开透明制度建设。公开透明是民主的基础，也是国家现代化的前提，是让人民当家作主、治理国家的基本要求。如果不能保障公民对权力运行过程的知情权，也就谈不上让人民当家作主，也就谈不上国家现代化。此外，廉政治理机构还应建立人民参与公权力监督的有效机制，畅通人民监督官员的渠道，并为举报人提供全面的权益保护。
（二）实践中，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均具有较高的廉洁度
在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化水平与廉洁度高度一致，这表明廉洁是现代化的必备要素。综合 现代化指数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整体水平的指 标①。清廉指数（Corruption Perception Index，CPI）则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廉洁水平的重要指标。笔者梳理 2015 年的综合现代化指数、2015年和2021年的清廉指数后发现，现代化与廉洁化具有高度的内在一致性，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水平较高，那么其廉洁度也较高（见图1）。
2015年，综合现代化指数排名前30的国家中有27个国家的清廉指数得分在50分以上。按照透明 国际的测量标准，比较廉洁（80分以上）的国家有11 个，即丹麦、瑞典、荷兰、芬兰、瑞士、新加坡、德国、挪威、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其中丹麦、芬兰、新西兰三国更是表现突出，超过90分。从图1还可以看出，现代化综合指数与清廉指数的走向基本一致，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指数处于较高水平，那么其清廉指数也相应较高，反之亦然。不论是2015年还是2021年的清廉指数都能反映这一趋势。各国现代化的实践证明，现代化国家一定是廉洁的国家，一个腐败横行的国家不可能成为现代化国家。
二、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
内在机理
在以往的现代化实践中，两种或多种文明在同一时空中相遇并发生冲突时处于劣势的一方不自觉地把强势者作为自己的未来，并无意识地把赶上、超过或战胜强势者作为自己的努力方向。在强势者把自己所处的“现在”称作“现代”的条件下，弱势者便把自己的“现在”称作“过去”或“传统”，而把达到前者的“现在”的过程视为“现代化”。很显然，这在理论上解释不通，在实践上也是十分有害的。非洲国家加纳就是因为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一味刻意清除自己的文化特征，其努力一再遭挫，教训极其深刻。现代化不是西化，不是弱者对自己文化的全盘否定。相反，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根植于自身的文化血脉，才能行稳致远。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文化底色的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源于中国文化，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领导地位与中国集体主义的文化基因密切相关；“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共同富裕的思想根基；“义利并重”的义利观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价值观基础；“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文化底蕴；“以和 为贵”则是中国人希冀世界和平发展的充分体现。
在中华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融合发展中，廉洁应当发挥重要的催化和促进作用。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一定水平的廉洁文化，但其主要停留在书画艺术等物质层面和社会精英的反腐主张等思想层面，更为关键的廉洁行为和廉洁心理则一直是中国廉洁文化建设的短板，也是中国反腐败必须且能够取得重大突破的领域。因此，应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深入推进廉政治理，建设廉洁政府和廉洁社会，让廉洁进一步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
（一）廉政治理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
早在“五四”时期，我国讨论的现代化就是“西 化”“欧化”，当时人们认为欧美列强是现代国家中独立富强的典范，中国要走向独立富强就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就是中国人的早期现代化思想。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奋斗，带领中国人民逐步走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树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而作为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高度的纯洁性和廉洁性。
一方面，只有坚定不移推进廉政治理，才能确保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因为唯有如此，才能防止中国式现代化偏离正确的轨道。福山认为，“中国王朝的重大遗产是高品质的威权政府”，然而在其余方面，“中国政治制度又是落后的。它从没创立法治和政治负责制的机制”。福山进一步指出，中国的实践还提出了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在没有法治或负责制的情况下，良好统治能否长久。如遇坚强能干的皇帝，该制度卓有成效，雷厉风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遇变化无常或庸碌无能的君主，他们大权独揽，经常破坏行政制度的效率。”如果福山的分析是站得住脚的，那么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提升廉政治理现代化水平，就是当今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主题了。
另一方面，只有坚定不移推进廉政治理，才能保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合法性。腐败是国家现代化的天敌，反腐败是一国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自身的廉洁是党领导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合法性基础。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反腐败斗争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前提是党不变质、不腐败。中国共产党是反腐败的领导者和组织者，也应是清正廉洁的倡导者和示范者。党员干部的一言一行，对广大群众发挥着极强的示范作用。可以说，党内腐败必然导致政府腐败和社会腐败。而党内廉洁则是建设廉洁政府、廉洁国家和廉洁社会的基础。“官风正，则民风淳。”党风政风是社会风气的源头活水，必须以党风政风带动民风社风。“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党员干部只有以身作则，廉洁奉公，才能引导广大群众诚信守法，崇尚廉洁。只有实现了党内廉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才会更具权威，才会持续得到人民的认可和拥护。
（二）廉政治理促进人口大国文明程度的提升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廉洁对推动国家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在提升人口大国文明程度上可以产生强大的规模效应。从国际实践来看，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的总人口不超过10亿，现代化国家基本上都是人口数偏小的国家。美国是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中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其总人口才3亿多，还比不上中国人口总数的1/4。相对于人口稀少的国家而言，人口大国要实现现代化必然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廉洁是具有极强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这也是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反腐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拥有14 亿多人口的中国而言，廉洁的正外部性更加明显，更为突出。换句话说，中国与许多人口不过几千万甚至只有几百万的小国相比，廉洁指数同幅度上升的意义不可同日而语。在廉洁水平提升的幅度相同的条件下，中国覆盖的人口数量大得多，对世界的贡献也就大得多。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廉洁促进人口大国现代化的重要作用，努力以全社会的廉洁建设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三）廉政治理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而腐败导致收入不平等，扩大贫富差距。个别人或个别群体利用公共权力破坏社会竞争的基本规则，通过侵吞公共资源来获得竞争优势，拉大了社会内部的差距。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存在的贫富悬殊问题主要是腐败导致机会不平等造成的。贪腐官员非法设定行政许可和不合理的市场准入条件，使中国租金总额达到天文数字，设租的贪腐官员和寻租的“红顶商人”大发横财，同时又使没有权力倚靠的弱势企业和弱势群体失去获取合法收入的机会，乃至丧失生存空间。甚至可以说，腐败是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中的最大障碍。因此，只有坚定不移推进反腐败斗争，打破行政垄断，铲除权力寻租的土壤，还社会大众以公平的机会，缩小贫富差距，才能逐步实现国家现代化。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推进“放管服”改革，大幅削减行政审批事项、企业投资核准项目，彻底终结非行政许可审批，全面改革商事制度，从源头上大大减少了腐败机会，有效降低了公权力寻租的风险。“放管服”改革减少了腐败导致的结果不公平和机会不公平的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贫富差距，推动社会迈向共同富裕。
（四）廉政治理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腐败破坏市场公平，阻碍资源合理配置，影响经济发展。相反，廉洁则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推动经济发展，扩大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同时，廉洁也有利于提升精神文明水平，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 文明并驾齐驱。廉洁的核心要义是公私分明、公平 公正。一方面，公私分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关于党员廉洁 自律规范的第一条就是“坚持公私分明，先公后私，克己奉公”。由此可见，公私分明在党风廉政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另一方面，推进公平公正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公平公正根植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层面与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基础。政府、企业和公民对公平公正原则的严格遵守，有利于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总之，廉政治理不仅降低了交易成本，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丰富了物质文明建设成果，同时也增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底蕴，有利于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双轮驱动、协调发展。
（五）廉政治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廉政治理涉及众多领域，环境保护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经验表明，廉洁可以改善自然环境，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显现，已成为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同时环保部门的社会地位明显提升，权力越来越大，环保干部手握决定企业能否上马的“生杀大权”。原国家环保局首任局长曲格平曾直言：“环保部真正的、最大的权力是环评，因为项目环评这一关过不了，后面什么手续都办不了。”正因为如此，环保系统的腐败案件呈易发多发态势。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进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严肃查处了一系列环境保护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纪检监察机关紧盯表面整改、敷衍整改和不担当不作为等典型问题，依规依纪依法精准追责问责，约谈和提醒相关职能部门，督促党员干部校准政绩观，推动建立健全环保长效机制。总之，廉政治理在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六）廉政治理促进和平发展
走和平发展道路呈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共赢性面相。腐败是许多国家社会动荡的重要诱因，是对世界和平发展的巨大破坏，廉政治理上的努力则可以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同时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坚决反对腐败、坚决反对强权政治。中国始终是全球廉政治理的积极参与者和贡献者，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我们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 下的反腐败磋商，提出反腐败国际合作“四项主张”，举办廉洁丝绸之路分论坛、金砖国家首次反腐败部长级会议，发起《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金砖国家拒绝腐败避风港倡议》，缔结引渡条约刑事 司法协助条约，国家监委与多国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这表明，我国在廉政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不断提升，对促进全球稳定和世界和平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综上所述，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机理主要体现为对中国式现代化领导力量的锻造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的强化（见图2）：一方面，廉政治理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反对腐败，提升了党的公信力，巩固了党的执政根基，使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更加坚强有力。另一方面，廉政治理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因为廉洁与现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廉政治理让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更加显著。
三、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向度
鉴于廉政治理对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价值，我们应深刻理解廉政治理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着重从以下五个方面开展廉政治理实践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一）建立青少年廉洁教育长效机制
相较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而言，中国人口基数大，廉洁教育的规模效应更加明显。如果廉洁教育方向正确、方法得当，会产生非常好的效果，能极大地增强人们的廉洁意识。国际上廉洁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全社会的廉洁教育，基本都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终身廉洁教育体系。我国的廉洁教育也应该面向全社会、贯穿公民生命全过程。从教育对象上看，廉洁教育不仅要针对公职人员，还应面向普通公众。从受教育者的年龄段来看，不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都应该接受廉洁教育。特别地，应重视对青少年的廉洁教育。有人认为，对未成年人进行廉洁教育，就是“大人生病，小孩吃药”。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对其未来的成长会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官员之所以贪腐，既是制度不完善所导致，也是其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较弱的结果。而人的规则意识和诚信意识通常不是在成年之后习得的，相反它们大多形成于青少年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讲，青少年廉洁教育的效果直接关系到廉政治理的成败，影响着国家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必须高度重视青少年廉洁教育，建立完善的青少年廉洁教育机制，具体应做到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设置覆盖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廉洁教育课程体系，通过制度化的廉洁教育让公民从小就知晓 腐败的巨大危害，理解廉洁的重要意义，牢固树立崇廉拒腐的观念。其次，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家 庭教育促进法》司法解释，进一步明确监护人对被监护人实施廉洁教育的具体责任。再次，构建青少年廉洁教育的社会支持机制。廉洁教育是具有巨大正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全社会都会从中受益，因此，社会应该承担必要的公共责任。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都应投入一定的经费，提供廉洁教育公益广告或宣传服务；公益慈善组织应设立专项经费，保障长期稳定开展青少年廉洁教育活动；社区应该定期组织具有趣味性和启发性的亲子游戏等针对青少年的廉洁教育活动。
（二）多维度防范党员干部被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围猎
腐败是扩大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诱因。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持续高压推进，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日益凸显，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危害，尤其是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围猎领导干部，导致一部分贪官和商人以违纪违法手段获取巨额社会财富，造成了严重的社会不公平现象，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因此，要从多维度防范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遏制腐败产生的贫富不均。
首先，增大行贿行为的成本。在健全行贿人黑名单制度的前提下，建立行贿罪的特别没收制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各缔约国应当构建腐败的可撤销或废止合同制度，消灭腐败利益。为充分 发挥刑法的一般预防功能，建议增设行贿罪的特别没收制度，即有证据证明行贿人所获经济利益直接源自行贿，应当予以部分或全部没收。这样便大大增加了行贿人行贿的经济风险，有利于遏制行贿人的腐败动机。其次，以商业贿赂治理的“上游取 向”推进企业合规法治化。美国根据对象是否拥有 “稳健的内控预防体系”，在商业反腐执法中可以酌情减免对公司最终责任的追究，这一点我们可以学习借鉴。此外，我们还可以学习英国的做法，直截了当地把商业组织不建立“预防贿赂”的责任视为构成犯罪，公司对此所进行的抗辩只有借助于“充足程序”才能获得豁免。再次，以大数据推动防止利益冲突立法。世界上廉洁度较高的国家都建立了完善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许多国家甚至将利益冲突纳入刑罚处罚的行为。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基本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但实际执行效果并不理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利益冲突的信息不透明导致取证难。而大数据的应用则可以对抗违反利益冲突行为的黑箱状态，大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因此，运用大数据技术防范、发现和查处违反利益冲突的行为，将提升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权威性，并推动防止利益冲突的立法进程。
（三）构筑渗透社会生活的新时代廉洁文化
在当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的背景下，中国式现代化应以廉洁文化建设促进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目前中国在全球的经济地位与廉洁度排名位次不相匹配：中国的经济体量世界第二，然而透明国际公布的2022 年中国清廉指数在180个国家中排第65位，仍属于腐败比较严重的国家。因此，中国要提升精神文明建设水平，就必须尽快补齐廉洁文化这一短板，必须构筑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新时代廉洁文化。
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必须以党风促政风带民风。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如果党的领导干部自己不严格要求自己，不遵守党纪国法，违反党的原则，闹派性，搞特殊化，走后门，铺张浪费，损公利私，不与群众同甘苦，不实行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不服从组织决定，不接受群众监督，甚至对批评自己的人实行打击报复，怎么能指望他们改造社会风气呢！”“以优良的党风促政风带民风”这一命题表面上阐释的是党风与政风、民风的关系，但从深层次看展示的是党文化与官文化、民文化的关系。一方面，在执政党执掌国家政权、主导政府运作的过程中，党风会通过党的执政活动进入政权机关和政府行政之中，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政风的形成和发展，在行政机关服务群众的过程中政风又会影响民风；另一方面，我们党担负着对社会、人民群众的领导职能，所以社会领域就被纳入党的领导体系之中。在党领导社会、领导人民群众的过程中党风必然直接对民风、社会风气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党风通过作用于政风来影响民风或直接影响民风。因此，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公共部门应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以党员干部的廉洁诚信行为感染与之打交道的商人和普通公众。
建设新时代廉洁文化必须回应民生问题。社会实践的客观需求是促进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动力，包括廉洁文化建设在内的一切反腐败行动都不可闭门造车、纸上谈兵，而必须实施反腐需求管理，必须依据群众的反腐需求做出相应的反腐决策，以增强群众的反腐获得感、满足感。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反映最强烈的腐败问题主要集中在公共服务领域，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能否得到真正解决、自身利益能否得到切实维护，直接关系到反腐败的公信力，直接关系到廉洁文化氛围能否形成并持续发展。让群众看到反腐败给他们带来的福利，是一项 重要而紧迫的工作。如果做不好，民众就可能丧失 对反腐败的信心，反腐败就会失去民意支持。例如，如果“微腐败”肆虐横行，群众的“拍蝇”需求没有得到满足，没有看到反腐败给自己带来的实惠，他们就会质疑反腐败的功能和目标，也就不可能支持廉洁文化建设。为此，应当重点抓公共教育、医疗卫生、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的反腐败工作，在农村重点打击涉及乡匪村霸的“村官”腐败，为老百姓提供廉洁、高效的公共服务。只有当群众实现了孩子上学不必找关系、看病不必给医生送红包、拿到应得的征地赔偿款不必给村干部送礼时，他们才会尝到反腐败的“甜头”，才会心甘情愿地支持和参与反腐，廉洁文化才会生根发芽，精神文明建设才能得到促进和发展。
（四）持续治理生态环境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像保护眼睛一 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然而生态环境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时有发生，对祖国的绿水青山造 成了巨大的破坏。当前环保领域似乎进入了一种很难走出的怪圈，即不管是否重视环保问题，都无法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过去政府只抓经济发展，忽视环境保护，环保部门基本上被“架空”，环境污染问题自然就很突出；而政府开始重视环保之后，投入的公共资金越来越多，环保部门的权力也越来越大，由“清水衙门”变成了举足轻重的职能部门，而排污企业则开始腐蚀环保官员，甚至与环保部门勾结起来，破坏环境的行为仍未被遏制。这并非对环境保护价值的否定，只是因为环保部门获得更大权力的同时忽略了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相反应更加重视环保，但同时必须将环保部门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持续治理生态环境领域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治理生态环境领域的腐败要做到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严格环保执法。要严格贯彻落实《关于深 化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指导意见》和 《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纪律规定（试行）》，提升执法检查效果，为环保督察筑起防火墙。第二，严厉打击环保领域的权力滥用和庸政懒政行为。要严肃查处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中的不作为、乱作为、失职渎职和整改不力等问题，按照反腐败的顶格标准予以严惩，坚决遏制违规审批等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第三，加大对环保工作的督查和曝光力度。加大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力度，对违纪违法案件百分之百曝光，以严格的监督执纪倒逼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扛起环境保护的政治责任，为中国式现代化保驾护航。
（五）运用中国特色廉政哲学指导和平发展
当前，美国与和平发展背道而驰，借民主和人权问题粗暴干涉别国内政，鼓动别国发动战争甚至直接侵略他国，以维持其在国际上的霸权地位，直接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恶劣的破坏性影响。这主要因为美国在分析和处理国际关系问题上坚持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即强调非黑即白、非此即彼、非对即错、非善即恶。比如，美国简单粗暴地将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界定为“民主与专制”的关系。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总统拜登曾声称：“我们正在重 新参与一场争取自由的伟大斗争，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斗争。”而习近平主席强调：“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以一种制度代替另一种制度，不是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而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主席的讲话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特别是道家的传统思想。
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中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思想，笔者称之为中国特色廉政哲学，它主要包括善恶论、有无论、公私论、转化论、诚信论、欲望论、情感论、生死论等八个方面的内容。例如，善恶论，是对人性的理论假设；有无论，是对得与失的全面考量；转化论，是对福祸兴衰的深度思辨；等等。这些哲学思想对反腐倡廉、和平发展实践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在和平发展的实践中应充分运用中国特色廉政哲学。例如，孔子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厌恶腐败，那就不应该贪污腐败；自己反对侵略，那就不应当侵略他国。道家认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不欲以静，天下将自定。”这句话的意思是说，道永远是无为的，而没有一件事是它不能成就的，人若没有不正当的欲望，清心寡欲，天下自然就会稳定太平。官员若没有私心贪欲，也就不会腐化堕落；国家若没有称霸的邪念，就不会招致祸难，世界自然就会和平发展。可以说，中国特色廉政哲学在中国处理国际关系、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应当长期坚持。
为方便编辑，文中图表、注释与参考文献省略
文献来源：杜治洲.廉政治理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机理与实践向度[J].河南社会科学,2023,31(08):
